纺织厂老宿舍区在废弃厂房的北面，隔了一条两车道的马路。马路中间的白色虚线已经磨损得快看不见了——路面上只有两道轮胎压出来的深色痕迹，像两条平行的伤疤。
江跃过了马路，走进了宿舍区的大门。没有大门——原来应该有铁栅栏门，但铁栅栏只剩下两根歪斜的水泥柱子，中间空着。柱子上的铁锈流到了地面，在水泥地上染出了一片暗红色。
宿舍区是六栋红砖楼，排成两排，中间是一块空地。空地上有一个生锈的篮球架，篮筐的网早就没了，只剩一个铁圈，像一只张开的手指。楼下有几棵梧桐树，和修配厂后院的不同——这些梧桐树没有被修剪过，枝条伸到了三楼窗户的高度，叶子很密，把低层的阳光遮住了。
江跃走进三号楼的楼道。楼道很窄，两个人并排走不过去。水泥扶手，表面粗糙，握上去有砂砾的颗粒感。楼梯台阶的边缘被踩得微微凹陷——和图书馆的一样。但这里的凹陷更深，因为住在这里的人比去图书馆的人走得更频繁。墙上有小广告的残留痕迹——"专业开锁""疏通管道"——但大部分已经被撕掉了，只剩下胶带的边角。
一楼到二楼的拐角处堆着两辆自行车。轮胎瘪了，链条锈死在齿轮上。其中一辆的车座上套着一个塑料袋，塑料袋已经风化碎裂了，碎片粘在车座的海绵上。拐角的墙角有一块潮湿的痕迹，从地面延伸到半人高的位置，墙皮在那里鼓起来，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。
二楼的楼道比一楼暗。一扇朝北的窗户被什么东西从外面挡住了——可能是一块木板——只有一丝光从缝隙里漏进来。空气里有一股霉味，混着某种陈旧的食用油气味。三楼更暗。402在四楼。
江跃走到三楼的时候经过了三楼的一户人家。门是开着的。不是完全敞开——门虚掩着，留了一条大约十厘米的缝。门缝里能看到客厅的一角。一张方桌，桌上放着一个白色的搪瓷脸盆。脸盆里有水，水面上浮着两片菜叶。没有人。门框上贴着一副春联，上联还在，下联撕掉了一半，剩下的那半截在风里轻轻晃动。春联是前年的——牛年。
他继续上楼。四楼的楼道灯是坏的。灯罩里没有灯泡，只有一根黑色的电线从天花板垂下来，末端的铜线裸露着，上面缠着一圈褪色的透明胶带。
他开始敲门。
一楼102。他敲了三下。没有声音。门上贴着一张水费催缴单，日期是去年十月的。纸已经褪色了，边角翘起来。他按了一下门铃。门铃没有响——电池可能早就没电了。门缝底下能看到一片灰色的水泥地面。地面上有几道拖拽的重物留下的刮痕——搬家具的时候留下的。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一楼104。门开了一条缝。一条链子挂在门缝里。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从缝里看了他一眼。目光从他的脸移到他的衣服，又移回到他的脸。然后门关了。
"找错了。"声音从门板后面传出来。很平。没有敌意，也没有好奇。
门关上之后江跃闻到了一股气味——从门缝里散出来的。炖肉的气味。很浓。八角和酱油的味道。下午一点多，这家在炖肉。铁锅在灶上的声音隔着门板传出来，很闷。
二楼203。他敲了三下。里面传来电视的声音——新闻联播的片头曲。他等了十秒钟。没人来开门。电视的声音继续。他又敲了三下，力度比第一次大。电视的声音突然变小了——有人调了音量。但门没有开。他走了。
四楼402。门开了。
开门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。白色背心，灰色大裤衩，脚上穿着一双塑料拖鞋。背心上有几个黄色的汗渍，集中在腋下和后背的位置。他看到江跃的时候没有惊讶——老宿舍区偶尔会有人来，收废品的，查水表的，催物业费的。
"什么事？"
"大叔，我是附近修配厂的。想问一下以前纺织厂的事。"
老头看了他几秒钟。然后侧了一下身。"进来吧。"
客厅很小。一张沙发，一张茶几，一台老式电视机。电视机开着，声音调得很低。屏幕上在播地方新闻。墙上挂着一幅全家福——彩色照片，外面是木质相框，照片里有七八个人，站在一棵大树下。照片的角落有一点水渍。相框旁边的墙上有一个钉子，钉子上曾经挂过什么东西，现在只剩钉子和一圈比周围墙皮颜色浅的印子。
茶几上摆着一个白色搪瓷杯，杯子里泡着茶，茶水颜色很深。茶几的玻璃面上有一圈一圈的水渍痕迹——杯子放了很多年，每一圈都是不同时期的。沙发扶手的布面磨得起了毛。
江跃坐在沙发上。沙发的弹簧塌了，他坐下去的时候身体往下沉了一点。老头坐在对面的木椅上。
"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？"
"三十四年。"老头说。"从八五年搬进来的。"
"纺织厂什么时候关的？"
"2001年。"他说。"最后半年就已经不行了。工人的工资开始拖欠。2000年下半年就有很多人不来上班了。2001年正式关的。"
他说话的时候目光看着江跃的胸口位置，不是眼睛。老年人说话的习惯。他右手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着，节奏很慢。
"你认识张祥林吗？"
老头的手在膝盖上停了一下。不是害怕的停。是回忆的停——他的目光从江跃脸上移开了，看向电视机，但不是在看电视。他在想。
"认识。"他说。"一车间的主任。人很硬。车间里的事他管得很严。谁偷懒他当场就骂。但不下狠手。骂完了该怎样还怎样。"
"他后来呢？"
"1999年下半年就不来了。"老头说。"没人说为什么。车间里传的消息是调走了。但调到哪里没人知道。那时候大家自己都慌——改制嘛，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两个。谁也没心思去追一个车间主任去哪了。"
"改制具体是什么情况？"
老头的手指又在膝盖上敲了两下。他慢了下来。
"说起来话长。"他说。他的后背靠到了木椅的靠背上，木椅发出了一声轻响。"九八年下半年就开始传了。说厂子要改。改成什么谁也不知道。工人们自己猜。有人说是私有化，有人说是合资。厂里不开大会，不出文件。就是传。小道消息比正式通知快三个月。"
"九九年春天开始有动作了。财务上的人先动。刘国平——你听过这个名字吗？"
江跃没有说话。他听。
"财务科副科长。九九年三月份就不来上班了。然后是厂办的人。一个接一个。走的时候都不说去哪。就是突然不来了。车间里的人问车间主任，车间主任说'上面在安排'。问上面，上面说'人事调整，等通知'。通知等了半年也没来。"
他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茶。茶水可能已经凉了——他喝的时候没有吹。他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。
"到九九年夏天，消息坐实了。厂子要卖给私人。卖多少钱不知道。工人的安置方案也没出来。那段时间厂门口天天有人。有的坐在门口的石墩子上抽烟，有的站着聊天。都不进厂。就站在门口。保安也不管——保安自己也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。"
他放下杯子。杯底碰到茶几的玻璃面，发出一声轻响。
"九九年秋天是最乱的。买断工龄的钱出来了。一年工龄补多少钱。具体数字我不记得了。不多。很多人不愿意签。但不签也没办法——厂子已经不是你的厂子了。签了的人拿了钱走。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，就一个编织袋，装点衣服和日用品。有的人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，回头看厂区。有的人头也不回。"
他停了一下。客厅里只有电视的声音。地方新闻换了一条，在播天气预报。
"陈秀芬呢？档案室的。"
"也差不多时间。比张祥林可能晚一两个月。也是突然就不来了。"
老头压低了声音。不是刻意的压低——是年纪大了，说到某些事情的时候声带会自动收紧。
"那段时间走的人不止他们两个。"他说。"有好几个。都是突然就不来了。问上面也不说。就说'人事调整'。什么叫人事调整？调到哪里去了？不说。"
他的手指在膝盖上攥了一下。指节发白。
"有一个叫小赵的。质检科的。二十七八岁，刚结婚不到一年。也是突然就不来了。他老婆来厂里找过一次。在门口站着等了两个多小时。最后门卫出来跟她说'小赵调走了'。她问调到哪。门卫说不知道。她就站在那里哭。后来有人出来把她扶走了。"
他看了江跃一眼。眼神不尖锐，但很清楚。
"那个年代的事情你们年轻人不理解。厂子不只是一个上班的地方。你从二十岁进厂，到四十多岁，人生最好的二十年在这个厂里。你的同事是你的邻居。你的孩子和同事的孩子在同一个子弟学校上学。厂子关了，不是丢了一份工作。是丢了一整个世界。"
江跃没有记笔记。他记在脑子里。
"后来有人去找过他们吗？"
"没有。"老头说。"那时候大家自己都顾不上。下岗的下岗，买断的买断。谁有心思管别人去哪了。"
他看了江跃一眼。眼神不尖锐，但很清楚。
"你问这些干什么？"
"家里有个长辈以前也是纺织厂的。"江跃说。"想查点东西。"
老头没有追问。他点了以下头。客厅里只有电视的声音。地方新闻在播一条关于城市道路改造的消息。
江跃站起来。"谢谢。"
"不客气。"老头说。
江跃走到门口的时候，老头叫住了他。
"等一下。"
江跃转过身。
老头坐在木椅上没有站起来。他的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微微蜷了一下。
"后来有人来问过。"他说。声音很低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。"问张祥林的事。不是记者。是穿西装的。来了两次。"
江跃的手指在门框上收紧了一下。他的指甲碰到木头的倒刺，有一点刺痛。他没有动。
"第二次的时候，老孙跟他们说了几句话。"老头说。"三楼的老孙。说了之后那两个人就再没来过。老孙也不说跟他们说了什么。"
"什么时候的事？"
"记不清了。"老头想了想。"大概两三年前。"
"那两个人长什么样？"
老头摇了摇头。"没注意。就是穿西装。不是我们这种人穿的西装。面料好。在这个楼里走很显眼。"
江跃点了一下头。他走出去了。楼道里的灯没有开。下午的光从楼道尽头的窗户照进来，在地面上画了一个长方形的光斑。他下楼的时候脚步声在楼道里弹了几下。
走到三楼那扇虚掩的门前，他停了一下。门还是开着那条缝。搪瓷盆里的水还在，菜叶换了个位置——有水流经过。有人在。他没有敲这扇门。他继续下楼了。
走出宿舍区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六栋红砖楼在下午的光里。大部分窗户关着，少数几扇开着，窗帘是旧的，有的已经发黄了。楼下的空地上那个生锈的篮球架还在。风吹过来的时候篮筐的铁圈发出轻微的金属声，像有人在远处敲了一下钟。
穿西装的。他走出宿舍区大门的时候在脑子里把这三个字过了一遍。不是记者。不是他。是另一拨人。他们在两三年前就找过张祥林的线索。找过老宿舍区的人。那他们现在在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