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朗在图书馆三楼待了将近三个小时。
这次他没有去查公报。他查的是琅城电话簿和工商企业名录。这两种资料都按年份装订，和政府公报放在同一个铁架上。电话簿是蓝色封皮的，比公报薄，每本大概七八十页。工商企业名录是绿色封皮的，厚一些。
他先拿了1998年的电话簿。蓝色封皮，书脊上的烫金字已经掉了一半——"琅城"两个字只剩下了"琅"和"城"的偏旁部首。他翻开。纸张比政府公报的薄，泛黄的程度也更深——电话簿用纸的档次低于公报。翻页的时候手指能感觉到纸面的粗糙，像细砂纸。目录页上有按行业分类的索引，他用手指沿着索引找到了"建材公司"的条目页码。翻过去。琅城建材公司在电话簿上占了半页——公司地址在工业区中段、办公室电话、各部门分机号。财务科的分机号旁边写着三个名字：科长王某某，副科长刘国平，科员张某某。名字是五号宋体，和分机号对齐，排列整齐。
刘国平。名字在。
他拿起1999年的电话簿。同样的条目位置。琅城建材公司还在。地址没变。办公室电话没变。但财务科的人员名单变了——科长还是王某某，科员还是张某某。副科长的位置空了。不是换了名字——是整个副科长的位置被删掉了。其他科室的人员名单完整，科长、副科长、科员齐全。只有财务科少了副科长。
刘国平。名字不在了。
林朗把两本电话簿并排放在一起。1998年和1999年。他看着财务科那两栏。1998年有三个人。1999年有两个人。不是改版。其他公司条目的人员名单在两年之间也有变化，但都是名字替换——张三变成了李四，说明有人调走有人补进来。建材公司财务科不是替换。是一个位置直接消失了。
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："刘国平——1998电话簿在，1999不在。非正常改版。"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。他又翻回去对比了一次。确认了。不是他看漏了。副科长这个位置在1999年确实不存在了。
然后他翻到纺织厂条目。1998年。纺织厂占了整整两页。车间、科室、后勤、行政——每个部门都有详细的人员名单。比建材公司的条目长得多——纺织厂是琅城最大的国企，1998年还没有改制，员工上千人，光是车间就列了六个。他在"一车间"栏目里找到了"张祥林 车间主任"。在"档案室"栏目里找到了"陈秀芬 干事"。两个名字都在。
他翻到1999年电话簿的纺织厂条目。两页变成了一页半。不是缩版——是人员名单缩短了。他把1998年和1999年的纺织厂条目逐行对比。车间主任的名字变了——"张祥林"三个字消失了，换成了一个他没见过的名字。档案室——"陈秀芬"消失了。档案室只剩下一个人的名字。
张祥林。陈秀芬。两个名字。
他合上1999年的电话簿。拿起了工商企业名录。1998年的名录。他查了建材公司和纺织厂的注册信息。法人代表、注册资金、经营范围。这些信息在两年之间没有变化——法人代表没换，说明公司本身的存续是正常的。变的是人。
他在笔记本上列了一个表。七行。每行对应汇总表上的一个人。
第一行：何锦辉。供电局档案管理员。调出。已知——人事局档案卡片异常。
第二行：赵鹤年。供电局财务科。调出。已知——1999年失踪，供电局无记录。
第三行：江建国。供电局机修班班长。调出。已知——1999年消失，供电局无记录。
第四行：张祥林。纺织厂车间主任。调出。1998年电话簿在，1999年不在。新任主任姓名不同。
第五行：刘国平。建材公司财务科副科长。调出。1998年电话簿在，1999年不在。副科长位置被删除。
第六行：陈秀芬。纺织厂档案室干事。调出。1998年电话簿在，1999年不在。
第七行：周明远。港丰行政部专员。调入。苏晓禾正在验证。
他看着这个表。台灯的光——不，图书馆没有台灯，是头顶的日光灯。日光灯的白光照在笔记本上，照出他铅笔字的阴影。前三个人——何锦辉、赵鹤年、江建国——公开记录的缺失可以解释。何锦辉的档案卡片被篡改过，赵鹤年是失踪，江建国是消失。失踪和消失的人从公开记录中消失是说得通的。
但刘国平、张祥林、陈秀芬不是失踪。汇总表上写的是"调出"。正常调出的人会在新单位的记录中出现——但如果新单位的记录也被清理了，那就只剩下来源单位的记录。而来源单位的记录里，他们的名字也被删了。
不是一个人。是三个"调出"的人。三个从公开电话簿中被系统性删除的人。
林朗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。他在空白处写了一个判断：
"如果汇总表是诱饵，制造诱饵的人需要在1999年的电话簿中预先删除这些名字，使诱饵与公开记录自洽。但删除电话簿中的名字涉及重新排版、印刷、分发——成本极高，涉及面极广，不可能为了一个可能被发现的诱饵这样做。更合理的解释：汇总表是真的。名字被删除是因为'调出'本身不是正常的人事调动，而是一次系统性信息清除的一部分。"
他停下来。又加了一句："与公报缺失的手法一致。不是销毁，是删除。不是从物理层面消灭，是从信息层面抹除。"
林朗合上笔记本。三楼的阅览室很安静。日光灯的嗡嗡声在头顶持续响着，像一种恒定的背景频率。管理员还是那个戴老花镜的女人，她在看另一本杂志，没有抬头。林朗注意到她今天看的是一本关于烹饪的杂志——封面上是一盘红烧肉。和昨天那本养生杂志不同。他在琅城图书馆待了两天，这个女人换了三本杂志。她的阅读习惯是随机的，或者她把图书馆的杂志当电视看——打开一本，翻到中间，看完了换另一本。
林朗把1998年和1999年的电话簿放回铁架。铁架上的灰尘在他放书的时候被气流带起来了一点，在日光灯的光柱里能看到细小的颗粒在浮动。他站起来的时候椅子在水磨石地面上轻轻响了一声。
他走在下楼的楼梯上。一楼到三楼的楼梯是水磨石台阶，扶手是木头的，扶手的漆面磨损了，露出底下的浅色木头。每一级台阶的边缘都被踩得微微凹陷，中间比两边低两三毫米——二十年来上下楼的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。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弹了两次才消失。
他走到图书馆门口。外面的光很亮——七月的琅城，上午十一点多的阳光直射在地面上，白花花的。他眯了一下眼睛。
然后他停住了。
如果汇总表是真的——
那锐盾搜查修配厂的目的不是放诱饵。他们是在找东西。
修配厂里有什么东西是锐盾没有、但一直在找的？
他不知道。他现在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但他知道一件事：如果锐盾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，修配厂不会只是被翻过。纸条不会被细心地移到右边。拓印纸不会被翻过之后重新叠好——哪怕是叠反了。
修配厂会被清空。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。
但修配厂还在。台灯还在。工作台还在。那些被翻过的抽屉还在。锐盾搜过了，但他们没有带走主要的东西。
因为主要的东西不在修配厂里。
或者——他们不知道主要的东西是什么。他们在找，但不知道找什么。这和他们的搜查方式吻合——一个人粗放地翻抽屉，一个人细心地看桌面。两个人在找不同的东西。或者找同一个东西但方法不同。如果他们确切地知道要找什么，搜查会更有针对性——直接奔目标去，而不是把整个修配厂翻一遍。
林朗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台阶上。阳光照在他的眼镜片上，镜片反了一道白光。他把眼镜摘下来，用T恤的下摆擦了一下。然后重新戴上。他看着对面的马路。一辆蓝色的面包车从左到右开过去。车的后窗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年检标。
他把笔记本抱在胸前，往老城区的方向走了。张远山的五金店。四十八小时。他需要先回去整理今天的发现。
但他的脑子里一直留着那个问题。修配厂里有什么东西是锐盾在找的？
他走过了三个路口。第三个路口的红灯亮了。他停下来等。旁边的行道树是梧桐，和省城的一样，但没有省城的粗。树叶在风里翻了一下，露出了浅绿色的背面。
绿灯亮了。他过了马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