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跃是在中午出发的。
苏晓禾说"江建国"三个字之后，修配厂里安静了大概十秒。那十秒里没人说话。林朗的嘴唇动了一下，像是在默念什么。表哥从前面走过来，看到三人的表情，脚步慢了，然后又转身回去了。
江跃没有留在修配厂。他说了一句"我去找个人"，然后走了。林朗和苏晓禾没有问"找谁"——这种时候问太多是浪费时间。
老城区的巷子比汽修街那边窄得多。两边的墙壁几乎是贴着他的肩膀延伸出去的，有些地方他得侧着身子才能通过。墙上爬满了不知名的藤蔓，叶子是深绿色的，在七月的热天里反而长得旺盛。地面是青石板，石板之间的缝隙里长着草，有些草已经被踩平了，有些还竖着。
他在找一家钟表店。不是那种商场里的品牌专柜——那种地方不会认出他描述的那块表。他需要的是一家老店，开了几十年、师傅见过各种老表的那种。
他在第三条巷子的拐角处找到了。门面很小，大概两米宽，招牌上的字褪色得几乎看不清了。但门是开着的，里面传来一种很细微的声音——嘀嗒嘀嗒嘀嗒。不是一块表。是很多块表叠在一起的声音，此起彼伏，像一屋子心跳。
他走进去。
店里比外面暗。一架一架的玻璃柜靠墙摆着，柜子里放着各种表——有些是新的，塑料包装还没拆；大部分是旧的，表盘发黄，表带磨损。柜台上放着一盏台灯，灯罩是绿色的，灯光照在一块拆开的机芯上。一个老人坐在柜台后面，戴着一种单眼的放大镜片，右手拿着一把极细的镊子，正在拨动机芯里一个比芝麻还小的齿轮。
江跃等了大概两分钟。老人没有抬头。
"修表还是买表？"老人问。声音很平，和微笑者不一样——这种平是因为专注，不是因为控制。
"都不是。"江跃说。"认一块表。"
老人停了一下手里的镊子，把放大镜片翻上去，看了江跃一眼。他的眼睛很小，但很亮，眼白上有一些黄色的斑点——老了但不糊涂。
"什么表？"
江跃用语言描述了。圆形表盘。金属表带。表盘边缘有一圈凸起的刻度。不是新表，至少二十年前的。他把照片上看到的所有细节都说了，包括表盘边缘刻度的形状——不是普通的数字刻度，是那种一圈一圈的凸起，像放大镜的纹路。
老人听完，把镊子放下了。他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从柜台下面的一个铁盒子里翻出了一本硬皮笔记本，翻了几页，然后合上。
"上海牌。"他说。"六一二型。1963年设计的，七十年代量产，九十年代初还有卖。"
他停了一下。
"金属表带是原装的。那种表带工艺现在没人做了——表节之间不是弹簧扣，是螺丝固定的。表盘边缘的凸起刻度是旋转计时圈，潜水用的。"
"琅城有多少？"
老人看了他一眼。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，不是买表的人会问的。
"当年琅城百货公司进过一批。多少我不记得了，但不会超过二十块。"老人说。"贵。九十年代一块表顶工人两三个月工资。买得起的人不多。"
"什么人买得起？"
"干部。"老人说了一个字。"或者做生意的。工厂的普通工人不会买这个。"
江跃没有立刻走。他站在柜台前面，看着玻璃柜里那些旧表。表盘发黄的程度不一样——有些只是微微泛黄，有些已经变成了深褐色。有一块表的表盘上有一道裂纹，从中心向边缘辐射出去，像干裂的河床。
"这种表现在还有吗？"他问。
老人看了他一眼。那个眼神和表哥有时候看他的眼神有点像——不是在评估他买不买得起，而是在评估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。
"我这里没有。"老人说。"但这种表现在值钱了。收藏品。前两年有个北京的来琅城收老表，出了一万二收走一块品相好的。"
一万二。江跃没有表情变化。但他在心里记住了这个数字。1997年，一块上海牌六一二型可能要两三百块。现在值一万二。增值四十倍。如果第三个人当年买得起这种表，那他要么是有钱的干部，要么是做生意的。无论哪种，他的经济水平在1997年的琅城属于上层。
"你说的那块表，"老人又开口了，这次语气里多了一点什么，不是好奇，更像是职业性的联想，"螺丝固定的金属表带。如果表带保养得好，表盘没进水，现在还能走。这种机芯耐用。"
他停了一下。
"但我修了四十年表，琅城带这种表来修的人，不超过五个。"
五个。比"不超过二十块"的进货量更精确。买的人里只有五个在这家店修过。江跃想问那五个人是谁，但他知道老人不会告诉他——修表的师傅有职业道德，不会泄露客户信息。
"谢了。"他说。
老人没有回应，已经把放大镜片翻回去了，镊子重新夹住了那个芝麻大小的齿轮。
他走出钟表店。巷子里的阳光比进去的时候偏了一些，照在对面墙壁的下半截。他往右走了几步，然后停下来。
他在看一张纸。
电线杆上贴着一张纸。A4大小，打印的，上面有一张黑白照片和几行字。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，四十岁左右，国字脸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穿着白衬衫。照片下面的文字是：
寻人。何锦辉，男，1965年生，琅城人，1999年3月后失联。如有知情者请联系……
何锦辉。
江跃盯着这个名字看了三秒。他在佛山见过一个叫何锦辉的人——社区记者，圆脸，爱笑，开红色电动车。但寻人启事上的人是国字脸、白衬衫，年龄也对不上。佛山的何锦辉三十出头，这张照片上的人四十岁左右。同名。两个何锦辉。
江跃站在电线杆前面，看着那张寻人启事。风吹过来，纸的右下角翘了一下，露出下面一层被覆盖的旧广告。纸的边缘已经卷了，上面有水渍——下过雨之后没有被换掉的新痕迹。说明这张寻人启事贴上去不超过一周。
有人在找何锦辉。不是他们。是另一个人。或者另一群人。
寻人启事上的照片是黑白的，但能看出基本的五官。国字脸。头发梳得很整齐——那种体制内人员常见的发型，鬓角剃得很短，头顶的头发向后梳，用发蜡固定的。白衬衫的领口扣着。这个人看起来和照片背面赵鹤年写的四个人中的第二个人——白衬衫、眼镜、文件夹——有几分相似。但不能确定是不是同一个人。黑白照片的分辨率太低了。
他看了一眼联系信息。上面留了一个手机号码。没有姓名。没有机构。手机号码是13开头的——1999年何锦辉失联的时候，13开头的手机号在琅城还没有普及。这个号码是后来办的。说明贴寻人启事的人是近几年的行动，不是1999年的。
1999年3月。何锦辉失联的时间比赵鹤年离开12号早了十九年。但微笑者说"找何锦辉先找第四个人"——如果何锦辉1999年就失联了，那他在这十九年里去了哪里？
他把手机号码记在了脑子里，然后转身往修配厂走。
走在巷子里的时候，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。不是钟表店，不是寻人启事。是一个更早的画面。
很模糊。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
他大概七八岁。奶奶家门口。傍晚。天还没有完全黑，西边的天空是橘红色的，光照在家门口的泥地上，把一切都染成了暖色。有一个人站在门口，递给江建国一包烟。他记得那包烟——红色的包装，不是红梅，是另一个牌子，他叫不出名字。红色包装在傍晚的光里显得更深，像干了的血。
那个人比江建国高半个头。脸——他记不清了。可能是傍晚的光线太暗，可能是他当时太小没有注意看脸。但他记得一个细节：那个人手腕上有一块表。圆形的。金属的。递烟的时候右手抬起来，袖口缩上去了一点，露出了手腕和表。
江建国接了烟，没有点。两个人站在门口说了几句话。他听不清内容——他在屋里，门关着，只透过门缝看到了外面的影子。奶奶在他身后，在厨房里洗碗，水流的声音盖住了门外大部分声音。
然后那个人走了。江建国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他的背影。背影比江建国宽。
那时候他不懂表。现在他懂了。或者不完全懂——但足够把那个模糊的画面和照片上第三个人手腕上的表联系在一起。
七八岁。1998或1999年。奶奶家门口。递烟给父亲的人，戴着一块上海牌六一二型。
他加快了脚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