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校工上堂的时候，堂下先起了一阵小声的骚动。
老头七十多了，背驼得厉害，一件洗白的褂子浆得笔挺。他在证人席站定，先朝四面拱了拱手。
审计方问他档案保管的漏洞。他摆摆手，说不惯答问，就讲讲书吧。
没人拦他。
"我修了三十年书。"他说。声音不高，但堂堂正正，送得到最后一排，"补过的最老一本，是前朝的蒙学识字课本。书角让虫蛀了，我配的纸颜色不对，有先生说，换一张吧，看不出来。"
他摇头。
"我说不换。蛀的洞，也是它读过的话。"
堂上静了下来。
"修书有三样能耐。破了的，我能补；缺了的，我能配。"他伸出三根手指，慢慢收回去两根，"唯独撕掉的，我补不上。因为不知道原来写的是什么。"
旁听席上，不知是谁先吸了下鼻子。
温伯坐在旁听席最角落。老头手里正捻着一枚书钉——听书的人常有这毛病，手里总得捏点什么。捻到一半，停了。
"有人问我，图什么。"老校工笑了笑，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，"我无儿无女。这些书，就是我的儿。它们记得多少话，我就替它们守多少年。"
没有人再提问。连新来的那位首席，都没有打断。
证词录毕。档案保管三十年，账目、借阅、修复，笔笔连续，无一断档。审计方预备的那摞'保管失职'的状纸，一张都没能递出去。
退堂时，老校工从申辩席边走过。他停了一下，压低了声，只有陆迟听得见：
"先生，"老人望着前方，眼神有点飘，"有一本书，我这辈子都不敢修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