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你爸以前也在这坐过。"
江跃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没有看苏晓禾。他看着后院墙头那根野草——凌晨四点她还看到它的时候，它还是绿色的，现在被下午三点的阳光晒得有些蔫了，叶子卷了边，像一个人弯下了腰。
苏晓禾把两杯水放在台阶上。水是老吴烧的，铝壶灌的，带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。玻璃杯壁上有水雾凝结成的细小水珠，在阳光下闪烁着零星的光点。
"什么时候？"苏晓禾问。她在江跃旁边坐下来，和他隔着一个水杯的距离。台阶的水泥面被晒得温热，隔着牛仔裤也能感觉到那种不均匀的、像被人用暖手捂过的热度。
"很小的时候。"江跃说。"可能五六岁。也可能更小。记不清了。"
他端起水杯，没有喝，只是用拇指在杯壁上摩挲。玻璃杯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水雾，被他的指纹抹出了一道浅浅的弧线。
"那时候汽修店还是表哥家的——不是现在这个位置，是隔壁那条巷子里。我爸下班后偶尔过来坐。和表哥他爸——我大伯——在门口喝啤酒。夏天。也是这个时候。"
苏晓禾没有打断。她知道江跃很少主动提起父亲。他平时提到父亲的方式只有两种：一是翻看那本旧笔记本，二是摸左眉骨的疤痕——好像那道疤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某种印记。但他不会用语言谈论父亲。当他说的时候，苏晓禾只需要听。
"他每次来手上都有机油味。"江跃说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像在水面上放一片叶子，怕弄出涟漪。"和表哥现在的味道一样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哪上班。我妈走了以后，他很少在家，有时候半夜才回来，有时候一连几天不在。我不问他去了哪里，他也不说。"
他放下水杯，杯底碰到水泥台阶，发出一声很轻的、清脆的响声。
苏晓禾看着他。下午三点的阳光从墙头照过来，把江跃的脸分成两半——一半在光里，一半在影子里。光里的那半边，疤痕泛着微微的光泽；影子里那半边，下颌线绷得很紧，像一根随时会断的弦。
"有一次——可能是1997年，也可能是1998年，我分不清——他带我去医院。不是看病。是去看一个人。"
苏晓禾的手指在水杯上停了一下。玻璃杯里的水因为手的触碰而微微晃动，水面的波纹在阳光里折射出细碎的光。
"琅城第二人民医院。"江跃说。"住院部，三楼。他牵着我的手，穿过一条很长的走廊。走廊的灯是白色的荧光灯，嗡嗡响，很刺眼。地上铺着绿色的PVC地板，上面有黑色的轮胎印——是病床推过的痕迹。"
他停了一下。蝉在梧桐树上叫，声音很密，一浪接一浪，像潮水。
"病房在走廊尽头。他推开门，里面只有一个老人。老人躺在病床上，脸很瘦，颧骨很高，眼睛凹进去，但眼睛很有神——黑色的瞳仁，像两颗很亮的石头。床头柜上放着一袋苹果，红富士，每个苹果上面都有一个白色的贴纸。"
江跃的喉结动了一下。
"我爸让我叫他'赵叔叔'。我就叫了。老人笑了笑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颗糖——大白兔，奶糖，纸包装上印着一只蓝色的兔子。他塞到我手里，说：'小跃乖，出去玩一会儿。'"
"然后呢？"苏晓禾的声音很低，像怕惊动那段记忆。
"然后我爸就让我出去了。他让我在走廊的长椅上等。我坐在那里吃奶糖。奶糖很甜，有一点奶腥味，粘牙。我吃了很久，糖还没化完，我爸就出来了。"
江跃的手指伸进口袋，摸到了那半盒红双喜。他没有拿出来，只是隔着口袋的布料感受着烟盒的轮廓。
"从那之后，他又带我去过几次。每次都是同样的流程——让我叫他赵叔叔，给我一颗糖，让我出去等。后来就不去了。"
"什么时候不去了的？"
"1999年。"江跃说。这个词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很轻，像一片落叶。"1999年春天之后，他就不去上班了。也不带我去任何地方了。然后有一天晚上他没回来。然后一直没回来。"
苏晓禾没有说话。她的手指在水杯的玻璃壁上无意识地画着圈，一圈又一圈，像江跃转烟的动作。水杯里的水已经不烫了，温温的，在午后的阳光里呈现出一种淡淡的、像蜂蜜一样的金色。
"你在想什么？"江跃问。
苏晓禾想了一下。
"我在想，"她说，"那个老人——赵叔叔——他住院，是因为什么病？"
江跃没有回答。他看着墙头那根蔫了的野草，眼神很深，像在看着某个很远的地方。
"我不知道。"他说。但他知道。如果那个赵叔叔是赵鹤年，那赵鹤年住院可能不是病——是伤。或者，是逃。一个跑了二十多年的人，在医院里躺着，让江建国的儿子叫他赵叔叔——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江建国和赵鹤年的关系，不是旧友那么简单。
傍晚六点。苏晓禾端着一杯水上二楼。
楼梯很窄，每踩一步都发出吱嘎的响声，像一根老骨头在呻吟。楼梯扶手是木头的，表面被无数只手摸得发亮，有几处油漆剥落了，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质。
奶奶的房门虚掩着。苏晓禾敲了两下。
"进来。"奶奶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很轻，像棉花落在地上。
苏晓禾推开门。奶奶坐在折叠床的床沿上，手里攥着那块绣梅花的手帕。房间很小，一张折叠床、一张小桌子、一把椅子。桌子上放着一个搪瓷杯——"安全生产"——杯子里是白开水，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垢。窗户是开着的，橙红色的夕照从窗外照进来，在奶奶的脸上投下一片温暖的、像旧照片一样的光。
"奶奶，喝水。"苏晓禾把杯子放在小桌子上。
"谢谢。"奶奶接过杯子，但没有喝。她的手指在杯壁上停留了一会儿，像在感受水的温度。
苏晓禾没有立刻走。她在椅子旁边蹲下来，让自己的视线和奶奶平齐。
"奶奶。"
"嗯？"
"江跃的父亲——江建国——以前在港丰做什么？"
奶奶的手指停住了。杯壁上的水雾被她的指纹打断了一道弧线。她看了苏晓禾一眼，那双浑浊的眼睛在夕照中呈现出一种琥珀色的半透明感，像两颗被时间打磨过的石头。
沉默。只有窗外梧桐树上蝉的叫声，和远处街道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声。
"建国在港丰不是普通工人。"奶奶说。她的声音很慢，每个字之间都有停顿，像在水里走路——每一步都踩得很稳，但很慢。"他是管账的。赵鹤年是老板，但管账的是建国。两个人好得穿一条裤子。"
苏晓禾的心跳加快了一拍。管账的。江建国是港丰的会计或财务。赵鹤年是老板。
"后来呢？"
"后来出了事。"奶奶把手帕展开，看了看那朵绣着的梅花。梅花是淡粉色的，丝线已经有些褪色了，但轮廓还在。"赵鹤年跑了。建国也跑了。但跑的方式不一样。"
"怎么不一样？"
"赵鹤年是提前跑的。"奶奶说。她的声音更低了，像在说一个不应该被第三个人听到的秘密。"他知道要出事。他提前把东西收拾好，把人安排好，然后走了。走之前还来过一次——就是那次来家里喝酒的晚上。他喝了很久，和建国在客厅里说些什么，我听不清。但建国送他出门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建国的脸。"
奶奶停了一下，用手帕擦了擦嘴角。手帕碰到嘴唇时发出细微的沙沙声，像蚕在吃桑叶。
"什么样的？"
"白的。"奶奶说。"像纸一样白。"
苏晓禾的后背一紧。
"建国是被逼走的。"奶奶继续说。她的手帕攥得更紧了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"有人让他签了一份东西。签完之后他就跑了。不，不是跑——是消失了。一夜之间，人就不见了。"
"签了什么？"
奶奶摇头。"建国没说过。他从不跟我说工作的事。但跑之前的那个晚上，他说了一句话。"
"什么话？"
奶奶抬起头，看着苏晓禾。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点光，不是泪光，是一种更深的、像井底反射的光——像她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，那里有什么东西是她不愿意面对的。
"他说，"奶奶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一阵风，"他对不起一个人。"
苏晓禾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一下。
"对不起谁？"
奶奶没有立刻回答。她低头看着手里的手帕，那朵褪色的梅花在她的指尖微微颤动，像一朵在风中挣扎的花。
"对不起赵鹤年。"
五个字落在房间里，像五颗石子投进深水。
苏晓禾的呼吸停了半秒钟。
江建国对不起赵鹤年。
父亲——那个管账的人——对不起老板赵鹤年。他被逼着签了什么东西，然后消失了。一个消失了二十年的人，但在他消失之前，他把所有的线索——照片、地图、账本、便签——都留给了江跃。留给"对不起他的人"的儿子。
为什么？
苏晓禾站起来，膝盖发出一声轻响。她的手在口袋里握着手机，但手指有些发抖——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一种更复杂的东西。一种她作为记者经常遇到但从未习惯的东西——真相的重量。
"奶奶，"她说，"江建国签的那份东西，有没有可能是——贷款担保？"
奶奶的眼睛闪了一下。很轻，很快，像鱼在水面上翻了一个身。
"你问小跃去。"奶奶说。"他可能知道。"
苏晓禾没有再问。她转身走出房间，拉上门。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像一声叹息。
楼梯间里，蝉鸣声依然很密。苏晓禾站在楼梯拐角处，一只手扶着墙壁，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。墙壁的油漆剥落了一块，露出下面的水泥，水泥上有裂缝，裂缝里有灰尘。
江建国对不起赵鹤年。
这个"对不起"三个字，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一扇她之前没有看到的门。门后面不是真相——是更深的问题。
江建国做了什么？他签了什么？赵鹤年为什么要保护他的儿子？
她需要告诉江跃。但不是现在。现在她需要先消化这件事。她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一个人坐一会儿。
她走下楼梯，推开后院的门。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从后院一直延伸到对面墙上，像一条黑色的、正在变形的河。
她的手机震动了。
是林朗的消息："张远山回了。刘建国查到了。琅城本地人，1965年生，1998年5月至1999年3月任港丰实业法定代表人。1999年3月后失踪。户籍状态：迁出。"
苏晓禾盯着屏幕。
刘建国。1965年生。1999年3月失踪。户籍迁出。
和江建国——1969年生，1999年春天失踪。
两个人，在同一年，以几乎相同的方式消失了。